1977年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恢复了高考制度，而且对我国科技教育界拨乱反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分管科教工作

粉碎“四人帮”初期，全国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科学与教育工作基本停滞，国家形势十分严峻。

科教座谈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曾多次约见全国科教工作的负责人到自己的家中谈话。谈话的中心思想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向何处去?为此，邓小平作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中国要发展起来，首先必须从科学和教育入手。

1977年5月12日，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在他的西山住所，约见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方毅和李昌，谈科技和教育的整顿问题。谈话要点有：

(1)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为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2)聂荣臻主持制订科技发展规划是成功的，今后还是要搞规划；

(3)领导要抓重点，科学要抓重点研究室、重点项目和重点人；

(4)要为科技人员解决衣、食、住、行、用的困难。科学院一家不要改动工资制度，但可以用补贴的办法，先重点解决一两千人；

(5)我国与国外科技水平相比，在很多方面的差距拉大了，我们要努力赶，不赶就会距离更大；

(6)要科技成果的应用，保护科技人员的发明权；

(7)国务院要规定整个国家的科技经费在财政中占有一定比例；

(8)抓科研，就要抓教育，培养人才，后继有人。国务院要把科、教两个部门一起抓。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复出之后，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教工作。

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等人汇报时提出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以便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他提出:“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并且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二、组织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

1977年8月4日至8日，科教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这次会议由邓小平召集，方毅主持，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承办。30多位老中青科教工作者应邀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中科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以及新华社记者到会。

科学院系统与会的科学家有：吴文俊(数学所)、马大猷(声学所)、郝柏林(物理所)、汪猷(上海有机所)、钱人元(化学所)、邹承鲁(生物物理所)、张文佑(地质所)、叶笃正(大气所)、黄秉维(地理所)、王大珩(长春光机所)、严东生(上海硅酸盐所)、王守武(半导体所)、许孔时(计算技术所)、高庆狮(计算技术所)、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其余15位与会科教工作者，13位来自高等院校，另两位分别来自中国农林科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并同与会人员合影（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于座谈会的目的，邓小平指出，“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这个世纪还有二十三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教育和科研着手。”

与会科学家与教授围绕科学和教育的实际问题发表意见，畅所欲言。

8月5日，邹承鲁发言提出，分子生物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于60年代初期做了不少工作，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比较小，这几年，差距又拉大了。因此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水平，更应当千方百计保证科研人员从事科研业务的时间，至少要做到每星期有5天以上的时间搞科研。他还提出高校招生要改正“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办法。邓小平对保证科研时间很赞成，他说：“搞科研就是要全力以赴，七天七夜搞科研的，也要允许，也要鼓励。”

“文革”席卷中国后，全国高等院校停止招生，高考制度被废除，中国的大学教育几近瘫痪。虽然1972年起实行“推荐制”，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招生过程不透明等原因，存在着大量弊端，一方面导致了招收的新生质量严重下降，另一方面造成了“走后门”现象盛行，严重污染、毒化了社会风气。在8月6日的座谈会上，武汉大学査全性认为“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其症结在招生制度上。他概括为四条：“一是埋没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三是破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他呼吁，恢复统一的高考制度，提高报考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保证广大青年的自主报考和选择专业的权利。査全性的倡议，赢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认可。邓小平顺应与会者呼声，果断决策，当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他指出：“招生涉及下乡的几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1977年恢复高考时北京的一个考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8月7日，严东生就制定科技规划的依据、科研组织管理以及引进新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关于制定科技规划的依据，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二是注意我们国家的特点，三是要参考借鉴国际科技发展动向、发展趋势。必须组织好社会主义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做到分工明确、协作密切、步调一致，避免重复浪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重要的是引进新技术后，很好地加以消化，真正做到“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在严东生的发言过程中，许多人纷纷插话，表示赞同他的建议，认为应尽快成立国家科委， 归口管理全国科技工作。

科教座谈会还讨论了 “解放后十七年高等教育的路线是非”、“如何看待当时流行的‘半工半读’教育方式”、“科研队伍建设”、 “关心和改善科研人员的生活待遇”等多个影响科学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

1977年8月8日上午，邓小平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作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他对“文革”前17年的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估价、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科研和教育的体制、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后勤服务工作、学风等6个问题作了阐述，还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三、小结

科教座谈会推翻了“两个估计”，帮助知识分子丢掉了思想包袱，促进了教育领域、科技领域及其他领域的思想解放。同时，座谈会讨论了科教领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给出了较为明确的指导意见。此外，座谈会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实现了“招生制度”的拨乱反正，端正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重建了社会公平与公正。

1978 年春天，被科学家们称为科学的春天。从某种意义上， 中国科教工作的春天，是从科教座谈会开始它的序曲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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