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了解全国自然资源分布、搞清农业自然条件，成为经济建设的先期任务，简而言之，即为“摸清家底”。随着综合考察任务的日益繁重，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自然科学综合考察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开展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

一、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综合考察

建国初期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主要围绕边疆地区和国民经济需要展开。随着西藏和平解放，为了充分了解西藏地区的情况，以备将来有步骤地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托中科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进行综合考察工作，这是新中国最早组织的大规模综合考察。

工作队两批共计59人，分地质地理、农业气象、语言文艺、社会科学、医药等5个小组。队员除来自中科院有关研究所外，北大、清华、燕大、重庆大学、北京农业大学、西南地质调查所、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也派员参加。

经过两年工作，工作队对康藏高原的自然和社会情况形成了初步认识，在地质地理、农业气象、语言文艺、医药和社会历史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关报告，对西藏农、林、牧、手工业生产及医药卫生工作提出了建议。工作队员李璞和萧前椿等在《科学通报》发表了《康藏高原自然情况和资源的介绍》、《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与农林牧业》等工作报告。这是中国科学家对西藏地区首次进行的多学科联合考察，也揭开了新中国综合考察发展史的第一页。

李璞：《康藏高原自然情况和資源的介紹》
《科学通报》1954年第2期

此外，抗美援朝开始后，为了打破经济封锁，发展热带资源植物如橡胶的种植，1952年广东省和中科院开展了华南热带亚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1953年，为了治理水害、开发水利、加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中科院会同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在黄河中游各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1955年，为了加强水土保持研究的综合性，中科院组织院内外数十个单位组建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同年，还组建了中苏合作云南紫胶工作队和中苏合作黑龙江流域考察活动。

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工作的发展

因全国性或地方性的野外考察调查日益增多，加之预计此后任务将更加繁重，急需成立专门机构管理，院内拟成立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1954年底，竺可桢副院长把简焯坡从院学术秘书处调出，协助他筹组机构。

1955年12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任主任，自1956年1月1日起办公。委员会下设黄河队、土壤队、云南队、新疆队。黄河队队长马溶之，副队长林镕、陈道明；土壤队队长熊毅，副队长席承藩；云南队队长刘崇乐，副队长吴征镒、蔡希陶；新疆队队长李连捷、副队长周立三、简焯坡。

委员会成立初期，只有一个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工作内容主要为综合协调，包括借调人员、各队出发前的人员组织、经费的统一调整分配、各队在野外期间的工作联系，以及野外工作结束后的汇报总结等。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的形成与发展。规划涉及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13个方面57项重大科技任务中，第1个方面就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规划共纳入4项资源综合考察与区域开发战略研究任务，分别为：西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综合考察及开发方案研究；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研究；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与开发；重要河流水利资源综合考察和综合利用研究。

据此，中国科学院先后组织开展了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1956－1960年）、新疆资源综合考察（1956－1960年）、青海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考察研究（1957－1961年）、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1955－1958年）、云南紫胶与南方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1955－1962年）、西北地区治沙综合考察（1959－1961年）、青甘地区综合考察（1958－1961年）、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1959－1963年）和蒙宁地区综合考察（1961－1964年）等，除西藏高原综合考察（1959、1960－1961、1964年）断续进行外，到1963年大多基本完成了预定任务。

中苏云南紫胶调查队队长刘崇乐在野外观察紫胶生长情况（图片引自《踏遍神州情未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科学考察回忆录》）

三、竺可桢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

竺可桢是我国综合考察事业的倡导者、奠基者和领导者。自他领导创建了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后，直到1974年逝世前，他一直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领导并亲身参加了一系列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的综合考察工作。

竺可桢（图片来源于网络）

竺可桢在黑龙江流域野外考察
（图片引自《踏遍神州情未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科学考察回忆录》）

竺可桢在1959年出版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综合考察（1949—1959）》一书中，对十年来开展的综合考察工作基本情况做了总结，同时也提出了发展我国综合考察事业的总体指导思想，对于我国自然资源考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指导思想上，竺可桢认为，综合考察工作是从经济建设需要出发，紧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工作。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有飞快的速度，而且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合理的。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对于需要开发的地区进行一系列专业的和综合的调查研究工作，提出利用和开发的方向、国民经济的发展远景以及工农业合理的配置方案。

综合考察的工作方法，竺可桢认为应当是“远近结合”、“点面结合”。考察总方向应着眼长远目标，当前的重大建设计划要与远景的展望相结合；具体方法上强调点面有机结合，通过“面”的广泛活动来了解情况，发掘问题，再通过“点”的深入研究来解决问题，取得经验。

根据这份总结，十年来综合考察工作的成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对于考察地区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基本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其次，对一些重点地区和问题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综合研究，从而向国家和地方提出了一些和生产建设密切相关的建议和方案；此外，积累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学科的理论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最后，还摸索了一套组织综合考察工作的基本方法和经验。

截至1974年竺可桢去世，中科院先后共组织了25个规模不同的多学科综合考察队，参加这些工作的不仅有院内研究所，还包括高等院校、生产部门、地方科研及生产机构，总计数百单位、万余人次参与其中，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这些综合考察工作，不仅为中央和地方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也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

2.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

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胡维佳编：《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9—1995》，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4.竺可桢：《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综合考察（1949—1959）》总论，《竺可桢全集》（第三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565—573页

5.孙鸿烈：《纪念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中国科学院院刊》1990年第1期

6.孙鸿烈、成升魁、封志明：《60年来的资源科学：从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到资源科学综合研究》，《自然资源学报》2010年第9期

7.张九辰：《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8.《踏遍神州情未了——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科学考察回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